在慈溪的越州阮氏后代

冬青树

                                                                      在慈溪的越州阮氏

    慈溪姓阮的人数不多，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列五千人之下的姓氏。现境七塘一带人们都有称绍兴移民，追溯阮姓的祖先也来自绍兴。据《越州阮氏宗谱》①记载，洛阳阮氏始祖宋靖公的第七代孙阮道夫，在宋开禧元年（1205），被任命为越州判官，来绍兴府只身工作十年，卸任后，被老百姓爱戴和挽留，就迁来家眷，定居在绍兴市内藕牙池边（现今的儿童公园），成为越州阮氏始祖。文天祥曾对他题了楹联：“爱民如子，民亦爱之如父母为官；如斯宜昌，厥后镜水稽山传不朽。”
    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带来许多人的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但最终都会进入这首无言的史诗，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 人类的迁移与社会变革有关，越州阮氏的祖籍在河南洛阳，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中原大量的移民南迁，到阮道夫的辈份上，故乡被金人所控已达半个多世纪，何况越州人缘很好，也只有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地定居了下来，也算是英明的选择。
    世事多变，六十年后，南宋王朝在骠悍的铁骑烈马下消亡，元兵血洗绍兴城，奴化汉人。阮氏家族作为宋朝遗臣后裔，遭受蹂躏。阮道夫孙子阮直，字叔绳，以“宁可吃不饱，也不会屈膝”的民族气概，厌恶战争，为保全家族避免战火，选择了迁徙到沽渚乡野，来到相传因越王勾践称炭而得名的称山脚下曹娥江畔隐居。他认为，称山的形状好像是一只头向东南的卧虎；弯曲的曹娥江好似一条活着的游龙，可谓是“虎哨龙吟、王者之乡”的宜居之地。
    越州阮氏家族定居之后，叔绳公在曹娥江边建了一座凉亭，取名为“望江亭”，闲情时常邀几个好友饮酒赋诗，路人常闻此地有吟诵之音，久而久之人们视作为“虎哨龙吟”之地，因而得名为哨金（吟），上世纪曾为哨金乡辖区，也是鲁迅先生笔下润土的家乡。
    沽渚，现属上虞市道墟街道辖区，越州阮氏的定居点，建有“阮氏宗祠”和“阮氏墓园”。其中原委可从叔绳公《雪夜偶成》诗析获，“避地沧江上，频年欢索居。兵戈人易老，风雪岁将除。子孝贫无害，亲安乐有余。自怜缗饵薄，不钓渭川鱼”。这是阮直自绍兴城内迁出，刚搬到沽渚所作，流露出他淡然的心迹和人生座标。
    虽然他的晚年生活很清贫，但是对越州阮氏的命运转折，子孙繁衍的继往开来奠定了存在。称山西侧有个湖泊叫渚湖，“阮氏宗祠”建在湖的西岸边上，解放后曾为小学校所，现为沽渚村民委员会办公所在地。《越州阮氏宗谱》还收录了“阮氏宗祠”建筑的全貌和周边村落的绘制图。蜕严道人对阮直的为人，有如下的评述：“称山苍苍，渚水泱泱；先生德泽，山高水长”，这足以说明他对阮氏家族定居的接纳，也是对他社会地位的认可。
    据说杭州西湖阮公亭的来历也出自越州阮氏家族的后裔。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过去有个客官游西湖遭遇抢劫，被居住在阮公亭处的阮姓壮士相救。后来，这位客官出资在相救处建造了一个亭子，并在柱子上刻“路逢险处须留意，客到亭时便放心”的对联，以示答谢。仅管阮公亭至今还未对外开放，游人不可能涉足，笔者也没有踏上过阮公亭，是否存在这副对联，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故事里的事也是有前因后果，有人曾说：神话故事是人类在还没有文字记载之前的文史资料！当然我没有求证过，也无法求证。我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指导思想，让善良的人们有善意的归宿。
    慈溪的绍兴移民与当时的政策有关，据《余姚六仓志》记载：“乾嘉以来丈地分丁，近数十年山会客民入境，愿赁卤地刮泥摊晒蒸卤为业，六仓丁户悯其穷无所依，既赁之地，或弛其租，由是来者益众，生齿日繁，滨海一带自成风气。”清政府的盐税由“按丁输银”，改为“摊丁入亩”之后，实施了“丁归地征，而丁课始改为地课”的政策。盐民的赋税由人头计征改为滩涂面积起征，以生产资料计算，税负合理。山阴、会稽的贫民纷纷东迁至杭州湾南岸盐场，租赁滩涂煮盐。从清雍正四年到同治九年慈溪人口翻了四倍，除了自然增长因素之外，这阶段的移民规模是慈溪历史上的最大一次，使绍兴移民覆盖了整个庵东盐场，劳动能力的增加，盐产也随之增长。据《宁波盐志》记载，庵东盐场的原盐总产由宋末元初的1800吨，上升到清乾嘉年间的9214吨。使杭州湾滩涂的制盐产业兴起，也为绍兴的无产者提供了一次创造的机会。七塘一带的人们说话口语，至今还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迁徙是人们的一次抉择，也是一场苦难，但又是一种机遇。他们以勤劳、善良、刻苦、诚挚的精神酿造了盐业文化，在慈溪定居下来、繁衍生息，为慈溪历史辉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功不可灭。
    《越州阮氏宗谱》记载，在清乾隆四十年左右，越州阮氏十六世孙肇良的大儿子宗文从绍兴沽渚（1954年前沽渚属于绍兴县管辖）迁移姚北崔陈路（庵东），然后，大儿子成铨定居下六灶，小儿子成富定居下一灶，成富就是笔者爷爷的爷爷，他与海水煮盐结下了世代的情缘。
     太平天国军队来慈溪的那年，笔者祖上无钱缴纳丁捐，曾祖父和他的二哥被太平军拉入壮丁队伍服役，第二年九月太平军在宜兴打了败仗，几乎全军覆没，18岁的曾祖父与他的二哥走散，他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只身步行几百里返回了家乡，成家立业，海水煮盐。笔者的爷爷因为奶奶个子矮小，不适从事繁重的煮盐劳动，就移居于七塘之南耕种，从此后人就离盐从农。
    我国历史上的海水制盐方法大同小异，主要分为炼卤和制盐两个阶段的工序。慈溪的制盐在清咸丰二年之前都是采用刮泥法炼卤和盐灶熬盐，塘外的“白地场”经海水浸泡过后，留下咸分，干燥后的地表会泛起白色的粉末，俗称“盐花”，人们用工具把含盐量较高的表土连同盐花刨起，让太阳把泥土晒干，然后收集起来，这些晒干后的泥土称为“生泥”，也就是制盐炼卤的原料。
    炼卤是海水制盐过程中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炼卤要经过摊泥、刮泥、抄泥、集泥、挑生泥、整漏、淋卤、盘卤等工序，每道工序都是露天操作，靠体力完成，而且太阳越是猛烈越有利于制盐，由于风吹日晒，盐民的皮肤都呈咖啡色。“晒盐佬，晒盐佬，担担生泥压弯腰，吃的糠菜粮，烧的狗爬灶，住的火洞舍，穿的破衣裳，死了不如一根草。”这首流传在盐区的民谣，就是过去盐民的写照。仅管盐民的皮肤被炙热的太阳晒得乌黑发亮，为了微薄的收获，还是希望天天出个猛太阳。
    卤水在盐板上曝晒，通过蒸发作用凝结成白色的盐晶粒，这是盐板晒盐法。晒盐以季节的不同分旺、淡产两期。春、冬两季盐场上的泥土潮湿，潮水中咸份低，太阳的蒸发量小，盐产量减少，称为淡产期。夏、秋两季阳光比较强烈，大地上蒸发量高，盐田泥土干燥，容易多吸收海水，所以产量增加，那就是旺产期。如果在淡产期每块盐板一天只能收一市斤的话，在旺产期每天平均可晒五市斤。
    宋初词人柳永“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暴咸味聚，始灌潮坡溜成卤。”一首《煮海歌》为盐民记载在历史的文化里。在大自然的造化下，积沙成涂。庵东盐场的“煮海”之民，继承先辈之业，能驾驭潮汐的喜怒哀乐，能解读天地的风霜雨雪，使用水来土挡、筑塘成陆方式拓展疆域，我真的佩服祖辈们生存的适应性。盐作为我国最早唯一的商品，他们痴情地为自己的生存和单一的品种生产而拚搏，在民族商品经济的历史进程上留下了劳动的轨迹。
    任何产品因为经过了交易的环节而成为商品，社会有了商品交易而繁荣了市场，人类有了市场经济才会讲究效益，效益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只有竞争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慈溪的制盐产业历史演变，真正验证了这一规律，盐既是政府的财政来源，也是无产者赖以生存的依靠。
    制盐已成为慈溪的过去，连同我们的祖辈消逝而去，载入史册。而慈溪人的血脉无法改变移民文化、围涂文化的存在，祖辈们的音容笑貌还遗传在我们的基因里；祖辈的产业可以消逝，而祖辈们勤劳、刻苦、奋进的精神值得我们子孙后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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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梅林阮氏》宗普也修于民国十七，可喜的是世祖图像与《越州阮氏宗普》同一人物，可是从迁徙史上说是从於潜而来的估摸，在世系上也找不到相连贯的人名，编撰者也承认，世系上缺乏文字记载的史料，也不敢妄下定论，只能就现有人口纂合。这里还有许多问题待考，望高人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