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国与阮氏
1972年出土于泾川县泾明乡庄底村的铜鬲
阮国早期的历史轮廓阮国是商朝时期由皋陶（封地在偃）裔孙阮髡建立的小方国，《通志·氏族略》说：“阮氏，商之诸侯，国在岐渭之间。”这个“岐渭之间”当然不可能是岐山之南、渭河之北的地域，因为那里是早期周人的天下。当在岐山之北到泾河之间，可称之为“岐泾之间”。具体点说，阮国在今甘肃平凉市泾川县境的南半部，大致以今泾川县城关镇共池村为中心，北界在泾河之北，西境可达崇信县之东。黑河之南的邻国是强大的密须国，据有今甘肃灵台、陕西陇县和千阳以东至麟游西北的广阔地域。另外，在华亭县还有个卢国。1972年，泾川县在泾明乡蒜李大队庄底村一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的头部二层台上，发现一只铜鬲，侈口，直耳，三袋足，颈饰饕餮纹，腹内有铭文，高15厘米、口径12.5厘米，文物工作者定其时代为“早周”。（刘玉林：《甘肃泾川发现的早周铜鬲》，《文物》1977年第9期）从墓圹结构、有腰坑、殉狗、有贝币来看，均具殷商特点。另外，在县窑店镇西门村、城关镇蒋家村出土的铜鼎，县博物馆收藏的铜觚，都是典型的商代器物。这些考古实物足以证明，阮国文明早在殷商西陲就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1972年出土于泾川县泾明乡庄底村的铭文
周文王（西伯）被囚在殷的大牢“羑里”，后遇赦而出，还得到殷纣的赏赐与嘉许。在名正言顺的幌子下，他为实施翦商的终极目标，在西方逐渐地蚕食着商的与国。他以“大邦”的身份，从当时的“京”都出发，先后征伐了犬戎、密须、耆国、邗等，接着把国都从岐下迁到了关中的腹地丰。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商纣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周原甲骨163号上有“今秋，王西（是）克往密”，这就是《诗·大雅·皇矣》上说的“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的事。周文王利用密须侵犯阮国并向都城共（今泾川县城北水泉寺泾州古城）进发的机会，出兵征讨。不但占据了阮国的地方，还在第二年把投降的密人迁到了程（今咸阳市东北的汉安陵一带）。生活在阮国的先民们，从他们立国到灭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甚或是离开这一片故土之后，留下的文化遗存与传说似乎在诉说着辉煌的过去。清代道光初年，这里就设有“阮陵书院”（今县医院门诊大楼附近）；民国32年（1943年）由阮陵乡绅士史文郁、史建功、赵静齐等出资，建有长达6公里的“阮陵渠”，可灌田五千余亩。至今在王村镇至城关镇水泉寺村之间，水渠依然在发挥着灌溉的作用。民国年间，在水泉寺附近还设有“阮陵乡”。
阮氏迁徙的印痕古代文献对阮氏早期的活动涉及甚少，从《诗经·大雅》中仅能获得一些密须“侵阮徂共”与周文王出兵的几句话，而阮国以后的存亡与状态却只字未提。但以后多家阮氏族谱，比较认同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中有关自己族祖历史的记述。在泾川的阮氏传到第十五代，正是西周末季。那时，社会动荡，戎人势力炽盛，天下不宁，周幽王被犬戎杀死于骊山。关、陇地区竟成了戎人驰骋纵横的天下，一向臣服于周的阮氏族群为避开争斗的锋芒，随着周平王东迁雒邑，开始了大迁徙。阮肥子与族人从西北泾川流向河南，但不是落脚成周，而是朝东到了郑国的故地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
泾川县博物馆藏泾川窑店西门村出土铜鼎
从东周、秦到两汉，阮人在史籍中并没有留下多少显赫的业绩。东汉初年，阮况从功曹做起，后至南阳太守。（《后汉书·任光列传》）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的“永嘉之乱”，刘曜入洛阳，杀吏民三万，掳走怀帝，中原的士族大批南迁。在这次人口大迁移中，陈留阮氏阮咸之子阮孚“避乱渡江”，从子阮修及其族弟阮放、阮裕兄弟等，同其他中原士族一样也在“避乱南行”。虽然阮修在途中遇害，但阮孚及其家族最终到达了今江苏南京。东晋及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阮氏族群，也在发生着动荡。东晋成帝咸和年间，阮裕“去职还家，居会稽剡县（今浙江绍兴市）”，过起隐居生活。会稽逐渐成为阮姓人继陈留之后又一个著名的聚居地。548年又发生“侯景之乱”，对南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还有遍布大江南北的农民起义，社会动荡，只有广州、交州一带还比较宁静。一些阮姓官员为了躲避战乱和宫廷的争斗，纷纷请求外任，于是广、交就成了阮人追求的理想之地。有的阮人远徙于今广西合浦一带，有的进入了越南，成了越南的大姓。隋、唐以后，分布在河南、江、浙和广州的阮姓人家，继续向周边地区迁移，从而形成了今天南方的阮姓人口远远多于北方的格局。隋一统后，有南朝阮姓回迁北方的，也有入居四川的。
泾川县博物馆藏泾川城关蒋家村出土铜鼎
明清以来，阮姓人群向外流布，有渡海赴台者，山东之阮姓也有“闯关东”到达东北三省的。如今，阮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浙江、福建、山东、湖北等省为多，约占全国汉族阮姓总人口的57%。西自甘肃、陕西、四川、云南，经河南、安徽、山东，东至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北起辽宁、河北，南至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都有阮氏人群。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文明的开启，阮氏族裔的足迹遍及美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阮氏在海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越南。西汉时期，越南的绝大部分都属中国的交趾郡。东汉时期，越南归中国的交州刺史部，分为交趾郡、九真郡和日南郡。由汉中央政府派遣郡守，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阮姓人被派驻越南的，有东晋交州刺史阮敷、南朝宋交州刺史阮弥之、南朝梁交州刺史阮研道、南朝梁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北）刺史阮汉，这不但把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了越南，而且阮姓在越南的政治高层有较大的影响，从而为以后阮姓在越南立国奠定了基础。只是到五代十国时期，越南才从中国分裂了出去。阮姓成了越南的第一大姓，而且建立了阮氏政权。阮福映建立阮朝，改国号“安南”（即“越南”）。
光耀阮人的最强音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陈留郡阮氏为主流的阮姓人物，有一大批在朝廷或地方做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泾川县博物馆藏铜觚
东汉时的阮谌，字士信，但《魏书·礼志》有“阮谌礼图并载秦汉已来舆服”的记载；《隋书·志》载有“《三礼图》九卷”，注作“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隋书·宇文恺列传》中宇文恺上奏中有“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阮谌的两个儿子和孙子都很有才能，《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注：“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武字文业，阔达博通，渊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医术，撰药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晋太子少傅，平东将军。坦弟柯，字士度。……性纯笃闲雅，好礼无违，存心经诰，博学洽闻。选为濮阳王文学，迁领军长史，丧官。”阮姓人在人口数量增加与宗族势力兴盛的同时，文化水平也达到了历史时期的最高峰。“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蝉联相继，“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遥相辉映，在中国文学史上，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成就。阮瑀（约165—212），字元瑜，三国魏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据《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记载：阮瑀曾受教于东汉大学问家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陈）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门下督，瑀为仓曹掾属。”这中间有段故事，足见他的性格。裴松之引《文士传》说，曹操闻知阮瑀的名气，多次征召，阮瑀就是不见。逼急了，阮瑀逃到山里躲起来。曹操烧山，才把他捉住。但在大宴宾客时，他就是不同曹操说话。曹操一气之下，就把阮瑀放到伎乐人的行列里。岂知阮瑀通晓音乐，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唱出“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容）。恩义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曹操大为高兴。以后曹操征荆州给刘备书檄、征马超给韩遂书檄，都是出自阮瑀的手笔。据说，从曹外出，使作书给韩遂，马上具草，立就。曹操看后竟不能增损一字。因为阮瑀好文学，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同孔融、陈琳、王粲、徐干、应、刘桢称为“建安七子”（《文选·魏文帝·典论》）。能诗，通音律，善作书。明人辑《阮元瑜集》5卷传世。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阮氏大家族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追逐功名，通过仕途获取富贵；另一部分人则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或者入世也是淡泊无为而放浪形骸，无视礼教束缚，竟成了魏晋时期的名士。一条大道把聚居在陈留的阮氏一分为二：道北住的是“走仕途”一派，称“北阮”；道南住的是视富贵如浮云的一派，称“南阮”。阮籍（210—263），字嗣宗，三国魏尉氏人，住道南，父阮瑀。《晋书·阮籍列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称赞阮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资治通鉴·魏纪十》说阮籍同谯郡嵇康、河内山涛、河南向秀、侄儿阮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遇友善，常宴集竹林之中，号“竹林七贤”。他们“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还记“阮籍曾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毁瘠骨立。居丧，饮酒无异平日。司隶校尉何曾恶之，面质籍于司马昭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谓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训人！宜摈之四裔，无令污染华夏。’昭爱籍才，常拥护之。”阮籍狂放不羁，以醉酒避祸。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求婚，而阮籍不想与他攀亲又不能得罪，于是酒醉60天，终于靠着“醉鬼”的名声摆脱了这场困境。他又能以“青白眼”见礼俗之士。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他曾到广武，观看楚汉战场遗址，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阮籍能长啸，善弹琴。博览群书，尤好老庄，有《阮籍集》10卷传世。其八十余首《咏怀诗》也颇为有名，还著有《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明张溥辑有《阮步兵集》。阮咸，字仲容，父阮熙曾做过武都太守，是阮籍兄之子。晋尉氏人，也住道南。与叔父阮籍志趣相投，同是“竹林七贤”中的人物。他旷达任性，放荡不拘，嗜酒如命，不顾场合，同猪共饮。阮咸视富贵如浮云，对北阮的富户冷眼相视。七月七日，当地有晒衣的习惯，面对道北富阮的炫富，他把自己的犊鼻用竹竿高高地挑起来晾晒。有人问他，他回答道：“未能免俗，聊复尔耳！”此事被后人传为佳话。无礼教约束，在为母亲守丧期间竟然同姑姑的鲜卑裔婢女相恋，曾受到当时严厉的抨击。曹魏灭亡，西晋建立后，阮咸才在朝廷谋得“散骑侍郎”这样一个清职。山涛虽然曾向晋武帝司马炎举荐他出任吏部主持选举，但司马炎认为他嗜酒过度、行为虚浮而不予重用。后因为得罪了荀勖，被贬为始平（今陕西兴平市）太守，最终死在任上。阮咸妙解音律，弹得一手好琵琶。变化了琵琶的原理，从而发明了一种新的乐器，形为长头13柱，有如今之月琴，音韵清朗，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命名为“阮咸”。阮咸有两个儿子，长子阮瞻，次子阮孚。性同其父，嗜酒如命，无意政事。阮瞻，字千里，生年不详，约卒于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2年）。好读书，不求细节，但识大理，善弹琴。往见司徒王戎，王戎问：“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说：“将无同！”意思是“大概差不多”。这模棱两可的回答，得到太尉的赞赏，竟任命他为掾属，所以当时人把这叫作“三语掾”（《晋书·阮瞻列传》）。王戎身为司徒，却不顾自己的身份，四处占田。尽管家资万贯，却仍不满足，整日盘算着新的财源。每天省吃俭用，连女婿借钱也不给好脸色，直到女儿急取钱还，才显“释然”。家有好李，卖给人时怕复种，就把李核钻个眼（《资治通鉴·晋纪·惠帝元康七年》）。所以，他这个人虽有学问，但性极贪财、好利又吝啬，是极其有名的，属于“竹林七贤”中最俗的一位。他之所以欣赏阮瞻，正是自己“与时浮沉，无所匡救”行为的写照。不过，阮瞻性清虚寡欲，又能让人，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所以也受到太尉王衍的器重。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时，为记室参军，永嘉年间出任太子舍人。死时，年30岁。阮孚，字遥集，母鲜卑女。永嘉之乱后，阮孚避乱渡江，东晋元帝任他为安东参军，仍然是放浪形骸，终日酣饮，在官场上屡遭弹劾，元帝还是宽容以待，从不问罪。转任丞相从事中郎，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阮孚用官服换酒喝，遭到弹劾，但元帝依旧免了他的罪。明帝即位后，阮孚迁任侍中，并为江东明帝制礼作乐。因跟从明帝平定王敦有功，赐爵安南县侯，转吏部尚书，领东海王师，阮孚称病推辞。明帝下诏，准许他在家里办公。咸和初年，阮孚任丹阳尹。遂请求外任广州刺史。不料，还不及到任就去世了，时年49岁。（《晋书·阮孚列传》）阮籍从子阮脩做过太子洗马、族弟阮放做过交州刺史，放弟阮裕做到东阳太守，见于史书的记载，同样嗜酒如命，无意政事。处于乱世中，都是非等闲之辈。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象无形，阮氏人处于乱世，佯狂旨在避难。为官者，必是“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的奉法循理之吏——“循吏”（《史记·太史公自序》）；为文者，则光彩灿然，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阮孝绪（478—536），南朝梁陈留人，幼以孝闻，性沉静，年十三通五经。既冠，已有超然远引之志，遂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尝出户，亲友因呼为“居士”。所居唯一床，竹树环绕，读书其中，学养精进。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年），他有感公私坟籍，多所散失，乃博采宋、齐以来公私所藏典籍，尽力罗致，对书目簿录，悉加研究。凡所遇图书，与官修目录悉加勘对。于普通四年（523年）开始动笔，又得到刘杳的无私援助，普通末年成《七录》12卷。体例仿汉代刘歆《七略》、南朝齐王俭《七志》的分类法而自定新法。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和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和仙道录。共著录图书55部，6288种，8547帙，44521卷。特别是增加“佛法录”，以集中反映社会上出现较多的佛、道之书。著录图书时，对作者事迹及图书流传情况，悉加提要介绍，继承《七略》的分类法撰写提要的传统而成。《隋书·经籍志》称“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成为研究中国目录学的一篇重要的文献。卒后，门徒谥为“文贞处士”。《梁书》《南史》均将其列入“儒士传”。阮卓（531—589），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卒于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年59岁。幼而聪敏，笃志经籍，善谈论，尤工五言诗。性至孝，其父随岳阳王出镇江州，遇疾而卒，卓时年十五，自都奔赴。遇侯景之乱，道路阻绝，卓冒履艰险，载丧柩还都。路遇贼，卓号哭自陈，贼哀而不杀之，仍护送出境。天康中，为新安王府记室参军，交阯夷獠往往相聚为寇，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贝珍怪特产，前后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还，衣装无他，人们都承认其廉洁。《陈书》《南史》均有传。阮大铖（1587—1646），桐城（今安徽枞阳藕山）人，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天启时任吏科都给事中，是明末的政治投机人物。先依东林党，后附魏忠贤阉党，名列逆案，崇祯朝终以附逆罪罢官为民。明亡后，投靠福王朱由崧的南明朝廷，官至尚书。与马士英同领朝政，狼狈为奸，对东林、复社文人大加迫害。南京城陷落后，便乞降于清。后又同马士英等密请唐王出关，己为内应，事泄露，知罪不免，投崖而死。阮大铖为人反复变幻，臭名昭著。《明史》据他祸国乱政的行径，列为“奸臣”，称其“心狠”“轻躁不可任”“对客诩诩自矜”“机敏猾贼，有才藻”。所作传奇今存有《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和《牟尼合》，合称“石巢四种”。阮丽珍（？—1653），安徽怀宁人，生年不详，约卒于清顺治中，阮大铖之女。美容色，长于作曲。大铖降清，传说她被豫亲王多铎掳入府中，一说阮大铖将她献给多铎。后被多铎福晋所妒，遂被鸩毒而死。有人据今藕山镇阮氏后人保存的清代《阮氏宗谱》卷二知，阮丽珍嫁曹台望为妻，生有数子，后奉清内院旨，以第三子曹柽为阮大铖嗣孙，相应改名阮柽。阮大铖所作《燕子笺传奇》，相传乃丽珍所作。此外，又作有《梦虎缘》《鸾帕血》……其《梵天庐丛录》传于世。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清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嘉庆、道光年间，历任户、兵、工部侍郎，苏、浙、闽、赣诸省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清代历经三朝（乾隆、嘉庆、道光）的阮元，可以说是阮姓中最杰出的一位政治人物，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官吏，《清史稿》为之列传，清廷在杭州为其立祀。更为可贵的是，阮元在为官的同时，又在浙江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提倡朴学。又组织学者从事编纂刊印工作，主编《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等。他由经籍训诂求证于古代吉金、石刻，还扩大到天文、历算、地理。同时，还撰写了许多有创见的著述，在书法、金石、诗文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其《畴人传》是研究我国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的资料，《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则是研究古文字学的重要材料。所以说，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阮元都代表了明清时期阮姓人的最高成就。有《揅经室集》存世。特别是，阮元两次出任陕西巡抚期间，鉴于关中为周秦汉唐旧都，而存世的《三辅黄图》《西京杂记》《长安志》《雍录》的“体例各殊，纯驳互见，披图按籍，抵牾实繁”，遂撰《关中胜迹图志》30卷，对研究关中史地及文物古迹，都具有参考价值。他还对关中历代的陵墓多行实际勘查，并立保护碑。其中虽有错考，但其功至伟，不可淹没。————————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文 | 王学理原载《寻根》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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