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魏晋阮氏文化
姓氏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徽章。在中国人看来，姓氏是祖先所赐，是一个人尊严的表现，尊重姓氏便是尊重祖先和自己。寻根溯源，很多姓氏的根都可以上溯到黄帝与炎帝，因此中国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要研究姓氏文化，首先要弄清楚姓氏文化的概念：姓氏文化，是指与姓氏有关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内容包括姓氏起源、姓氏流变、家族播迁、名人事迹与遗迹、家谱、宗祠、世系、家训、郡望、堂号、堂联、字辈等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尊祖敬宗、报本反始、寻根问祖等族姓与民族文化认同理念。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这样的，科学研究一般都起于惊奇感。人如果没有惊奇感，他就还是处在蒙昧状态，对事物不发生兴趣，没有什么事物是为他而存在的，因为他还不能把自己和客观世界以及其中事物分别开来。正是基于这个逻辑起点，自己对魏晋阮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冲动。下面谈谈自己对魏晋阮氏文化的两点认识。一是魏晋阮氏文化的品格；一是魏晋阮氏文化的面貌。 魏晋阮氏文化具有一个什么样的品格？魏晋阮氏文化是一个“二教融合”，体现真我风彩的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说儒，从其家世来看，汉末阮瑀，从小师从著名学者蔡邕，通经史、善辞赋、懂音律、能鼓琴，是典型的儒家学派。其子阮籍。虽然早年丧父，但阮籍还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即以勤奋好学、不慕虚荣、道德高尚的古代贤者——颜回、闽子赛为效法的榜样，刻苦攻读《书》、《诗》，学习儒家有关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的种种道理。”饱读诗书的阮籍在文学上取得了很高的造诣，许多流传至今的诗篇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还喜爱击剑，并经常练习，剑术达到了较为精湛的程度，在其《咏怀诗》第四十七首中他这样写道：
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成。英风接云霓，超世发奇声。
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坷。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
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在那个年代，科举制尚未创立，想要进入仕途多是靠“进入国子学读书，身怀一技之长，得父辈恩荫”，但要想真正得到朝廷的重视还是需要通过察举和征辟。于是，“名，成了入仕的最大资本。”文采，剑术，涵养，有了这些，便有了名，有了入仕得到重用的资本。所以阮籍少年时学习儒家有关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的种种道理是崇尚儒教的。以至于魏晋时期的陈留阮氏叔侄、兄弟都是秉承儒学，诗书继世为先的。根据以上这些，我们说阮氏文化里面儒家文化很重。
下面我们说魏晋阮氏文化里面的道教化——《老》《庄》《咏怀诗》中的不少篇章都是这种道化心情的流露，如第二十二首： 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
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城。
葛蕾延幽谷，绵绵瓜瓞生。
乐极消性灵，哀深伤人情。
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可以看出，悲愤失意的阮籍对道家“太清”之境充满了向往。说到“道”在这里先要讲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主要经典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和《庄子》.清谈的主要内容和很多哲学问题都源自此「三玄」。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牵涉哲学上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都是前人未有触及或未能深入探讨的问题.其主要讨论内容有:(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四)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五)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六)声无哀乐的关系问题.。阮籍在其诗文集中，贯穿密布了“性命”“我心”“死生”“终身”“忧思”等意思的道家哲学语汇，他忧患、咏叹的中心是“生命”，他苦苦追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这方面，庄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人们早就指出：庄子的哲学正是生命的哲学，“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补充了儒家当时还没有充分发挥的人格——心灵”；深深地透露出对人生、生命、感性的眷念和爱护。这正是庄子的特色之一。诸如“远善恶、起是非、等荣辱”的生命态度，“顺其自然，与万物合一，安命无为”的生命形态，“逍遥游”的精神人格要求，守“道”、“保身全生”的生命原则等等——一系列的生命哲学的命题，早就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熟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文化心理中的一种重要“原型”。阮籍更是“庄子哲学”杰出的代表，他以自己的学识、精神使庄子成为一代显学，并结合时代的需要，发展为魏晋的玄学。可以说，阮籍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与庄子的密切关系连在一起的，他是庄子学说在魏晋的主要传人之一。
另外，在把握生命的内涵上，魏晋陈留阮氏（阮咸、阮瞻、阮孚、阮修、阮裕等）可以说是庄子“保身全生”哲学的直接继承与认同，他们吃药、喝酒、游仙、谈玄的种种“努力”，正是希冀在乱世恐怖统治中留住生命、平衡生理和精神。另外，与生之寂寞，孤独相联系，魏晋陈留阮氏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重视与追求，也是与庄子的影响分不开的。庄子精神中积极的一面，就是在对乱世浊事的愤懑、抨击同时，“重视人格本体的建构”，强调“相忘于江湖”的个性自由；坚持“不蕲兽于樊中”人格独立；主张精神超越的“逍遥游”。“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构成庄子哲学的核心。这一点同样是庄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文化心理中的一种“原型”，但是正面的影响，一直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抗拒黑暗，维护自由的重要精神传统之一。所以，我们可以说，魏晋阮氏文化是一个典型的“二教圆融”的文化。
魏晋阮氏文化的面貌呢？琴酒双韵，消极与率真并存。先说“琴”。阮氏拥有华夏最早的“阮”琴。那就是“阮咸”之琴。一说这个，我们就都会心地一笑。其实阮氏不止就一把 “阮咸”之琴，还有瑀公弹出的“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的经典名句，以及籍公的一曲《酒狂》千古绝唱。再说“酒”。阮籍爱酒成癖，甚至一醉六十天，阮咸与猪同饮，阮孚金貂换酒，他们个个嗜酒如命，最沉醉，但也最清醒。阮籍一生，听说只有十余天没喝酒：有一次，他（此时为幕僚）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东平游玩，很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司马昭即让他到东平为相。阮籍骑驴上任，察看官衙的办公方式，下令尽拆府衙之墙，内外相通，官员可互相监视，办公效率提高。然后精简法令，大家心悦诚服。他觉得东平事已办完，仍骑驴回洛阳来。前后只有十余天。有人说，阮籍一生正儿八经地上班，就这十余天。李白钦佩其潇洒，写了一首诗：“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只花十余天，便留下一个官衙敞达、政通人和的东平在身后，而这对阮籍来说，只是玩了一下，游戏般洒脱。最后说消极与率真。
在我看来，阮籍叔侄以及中国其他文人的反抗是消极的，无济于事的。究其原因，便在于他们脱离了最有反抗力量的阶级——劳动阶级。阮籍是想通过自己对做官的敷衍了事，以及种种怪诞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反抗，还有更多的人托物言志，寄托对现实的不满，但实际又怎样呢？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腐朽政权体系仍在继续，最后发展到一个极端的时候，有人出来反抗，推翻这个政权的仍旧不是这些文人，他们甚至在别的力量已经开始反抗行动的时候仍无动于衷，“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伐司马师。……甘露二年（公元257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琳，并连吴起兵，再次掀起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浪潮。”在史料中，没有一点关于阮籍等文人支持这些起义的记载，虽然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可以想见，作为士人的领袖，如果阮籍等人起来振臂高呼，号召大家对这些行动进行支持，天下士人必然会云集响应，这将会对司马氏集团带来重大的打击。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中国古代文人也不会有那样的意识。纵观中国社会历朝历代起来反抗的力量：“李渊出身于关陇贵族，任隋太原留守。”赵匡胤原为“后周禁军统帅殿前督点检”。朱元璋曾“参加郭子仪的红巾军起义”，并逐渐拥有军权。这些人无一出身于中国的士阶层，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士子不能起来反抗并取得成功呢？为什么他们会低估自己的能力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落空呢？关于这一点，人们多是从他们的忠君思想去分析，认为他们把自己放在了历史的配角地位，他们愿意以一位贤明的君主为依托，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分析我是赞同的，但我认为这其中还有别的原因，就是士阶层的阶级局限性使得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反抗力量在何处，因此他们也不会发动这些力量。 也许他们不会想到，反抗的真正力量就是他们眼中所谓的“粗人”——劳动阶级。士人当中当然也不乏在为官时“为民请命”的人，但是由于受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努力是为了巩固皇权，是对朝廷知遇之恩的回报。总体来看，一心想着步入仕途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这些“粗人”走得太远了。在苏东坡的《石钟山记》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如果士大夫和渔工水师能够很好地沟通的话，二者的互补不是可以很容易破译石钟山的秘密了吗，而事实却绝非如此。于是我们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士大夫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沟壑有多么的深！即便是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接受了清政府让他镇压广西农民起义的命令（幸好他死在了赴任途中，否则后世对他的评价或许就改变了。）。所以说，士阶层不会看到下层劳动人民的力量。他们只会像阮籍一样，胸中块垒难以排遣，用放诞不羁的行为，用诗酒遮遮掩掩地表达反抗的情绪。或者因为性格不同，像嵇康那样引颈相向，慷慨壮烈。但是正如鲁迅所主张的，不要做无谓的流血牺牲。嵇康倒下了，却挡不住司马氏集团篡夺皇位的车轮。制造“天下名士去其半”的惨剧，司马氏父子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在他们眼里，在军权面前，士阶层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卒，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棋子。
司马氏只是打着“名教”的旗号，搞阴谋篡权勾当，“实在是毁坏礼教”。而阮籍所反对的只是虚伪的名教，骨子里倒是拥护真名教。美学家宗白华也曾指出：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原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阮籍佯狂了，刘伶纵酒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首先，从阮籍身上看，他的不谙世事，唯酒是务，他的任诞不羁，不拘礼法，他的全身远祸，忧生之嗟，无不彰显着魏晋名士的行为与心态，无不是魏晋名士风度的具体表现。阮籍最讨厌演戏。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明明是个欲篡位弑君的贼人，还非要行“三推让之礼”，让老子写什么劝进文——真是岂有此理！道、德、仁、义、礼、法。阮籍看似疏狂，却是尊重大道、大德的人，如他心本爱国，性本孝顺，且决不邪淫……他所不屑的，是把道德庸俗化、形式化、肤浅化的礼法。阮籍对功名，早已看破。有一首诗，表达了他对世态变迁、兴衰更迭的感慨：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咏怀诗八二十首·其三》夏季，东园里的桃树李树，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就会被踩出一条小径。秋季，山风吹飞豆叶儿，万物零逝的季节，从此开始了。华丽的殿堂，如今还是喧嚣热闹，而来日就可能丛生荆棘和枸杞。季节有春夏，也有秋冬；世态有繁华，也有憔悴！真想舍弃这虚幻浮华的俗世，骑着马儿，一直奔向西山的脚下。在这变化无常的世界，自己的性命尚不得保全，何况还要照顾妻子和孩子！凝结的寒霜覆盖了野草，这一年又要过去了……嘉树：是对树的美称。蒮：指豆叶。被：指覆盖。西山：此指首阳山。相传，古之大贤伯夷、叔齐，在商亡后，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终致困饿而死。商纣无道，伯夷、叔齐，尚且不想推翻他。同样的，身处魏末的阮籍，又怎么会情愿支持意欲谋反的司马氏家族呢？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阮籍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持否定意见的，或站在儒家之学的立场上，批评阮籍崇尚老庄道家思想，致使圣人之学低迷；或站在维护风教的立场上，批评阮籍放荡无羁，废弃礼俗，破坏了纲常名教；或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批评阮籍及受其影响者，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清谈误国等。持肯定意见者，则站在同情阮籍的立场上，或为阮籍旷达纵放的生活情趣辩护，或盛赞阮籍才识之高，人格之美；或盛赞其玄学思想超世脱俗，有止躁息欲，净化人心，淳化世风的作用等。阮籍的思想,由儒,而老,而庄,都有成文的专论发表.他能将庄子的思想消化,而成功地运用于现实的世界中.他对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地位认识都很透辟,使他不独能享盛名,还能不为盛名所累。最后，我想引用一首诗歌做结尾。“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这是大唐时代永济诗人杨巨源的《城东早春》。大自然的春天到来了，研究阮氏文化的春天也到来了。祝愿阮氏文化研究的前景就像这首诗里描述的一样美好 （阮树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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